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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

世界难题的浙江解答:三个故事解读浙江减贫奇迹

作者:
来源:
浙江日报
2016/08/1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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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前,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但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此之时,中国的发展成为一抹亮色,而浙江在很多方面先行先试,不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走在了中国前列,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有益借鉴。浙江日报今起推出《世界难题的浙江解答》专栏,介绍浙江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时俱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当里约热内卢拥抱奥运会,在科科瓦多山上俯瞰,有一个意象让人难忘——一面是灯火辉煌的城市,怀抱所有人类的美好梦想;另一面是依山而建的大片火柴盒般的贫民窟,容纳了城市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富裕与贫困的反差,刺目地存在于大西洋西岸。一座山的两面,警示着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消除贫困。

  而在太平洋西岸,同处发展中国家,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是中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而且,全省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连续31年领跑全国,是中国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其中中国贡献率超过70%,6亿多中国人快速摆脱贫困,是最早实现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浙江,则是这一奇迹的闪亮之星。在这里,我们解读3个堪称经典的案例,诠释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经验。

  “模范生”的奥秘

  危机无声。截至2015年,全球约有8亿多极端贫困人口,成为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虽然是沿海省份,但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浙江,一度面临沉重的贫困问题,30多年前农村贫困发生率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在如此短时间全面消除贫困,浙江堪称中国的“模范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屋脊”——地处浙南山区的泰顺县,一个曾经的欠发达县。

  从泰顺县城到筱村镇培坑村,需在盘山公路行驶两个多小时。如今的培坑已不见“空心村”的荒芜,村民陆续开办了8家织带作坊。创办来料加工产业项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这一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富民举措,成为浙江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

  培坑村距瑞安市汀田镇不远,那里是全国有名的织带加工基地。经政府部门牵线引进,办织带加工厂成了培坑村脱贫致富的可行方式。不过,村民毕竟收入不高,最初的创业资金从哪里来?

  村委会主任毛定够说,当地独特的资金互助会起了大作用。这是浙江扶贫的另一重要举措:金融扶贫。资金互助会的股本金由会员自筹、政府补助等构成,村民最低缴纳1000元会费就可以成为会员,只要有需求,会员可以从互助会借得资金用于创业,手续方便,利息也低。村里的低收入农户还可以通过赠股配股等方式,每年享有固定分红。

  在泰顺,这样的村级扶贫资金互助会,现在有107个。

  其实,在浙江快速减贫现象的背后,都能看到一股强大的推力——每5年,省里就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实施一个针对具体扶贫对象的扶贫工程。过去10年中,省财政每年向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在300亿元以上。

  在全世界的扶贫模式中,通常把主要精力用在增加资金上,但很多扶贫资金往往一次性分配,貌似普惠而公平,却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小小的培坑村,浓缩着浙江扶贫的两种模式——产业和金融扶持。跟以往简单给钱的“输血”方式不同,这被形象地称为“造血”,让一度虚弱的细胞和器官富有活力,贫困地区靠内生动力自我发展。

  农民的幸福计划

  在培坑村,一个细节引人注目:随着织带作坊出现,村里悄然兴起“返乡潮”——曾经外出打工赚钱的村民,纷纷返回家乡工作,现有6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一名在作坊做工的妇女,月工资在千元以上。

  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拼,这是出现在许多浙江农村的变化。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地理版图的中心——磐安县,当地探索的是利用生态资源致富,让村民在家门口赚钱,这被称作“我的幸福计划”。

  这个计划起源于当地最偏远的山区高二乡。针对农民增收困难,乡里引进一家现代农业公司,组建“幸福里”专业合作社。农户按传统古法种植稻谷,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共吸纳低收入农户4000多户、近万人参与,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地干部这样看待农村问题,尤其看重“老乡”——大量农民的增收致富。在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中,小康是一种富裕安康的生活,而在浙江,这个目标显然更高远。

  2015年,我省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这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要让低收入群众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按照这一要求,高二乡的幸福计划也有了升级版:“幸福里农耕文化产业园”“幸福公社”“幸福之旅”等。在下初坑自然村,当地利用原生态的环境和古村落,引进工商资本,将整个村庄作为产业园的一部分,一间间废弃多年的黄泥房被改造成民宿,开始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村民依然住在村中,不过他们的家乡成了城里人向往之地。村民张洪传将两间闲置农房出租作民宿,一年有租金6万多元。“有了这笔钱,我也要创业了。”张洪传说,他家还有两间房,今年准备开办农家乐。

  生态优势就这样转化为经济优势。而这只是一个缩影,浙江众多山村的未来,正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浙江以“山海协作”方式助推山区加快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注入内陆山区,与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结合,双方紧密协作,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蕴育出新的活力。

  互联网的奇迹

  “全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不久前,在宁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道出这份牵挂。

  减贫,始终是全球一大难题,对中国来说,扶贫开发任务之重、时间之紧可想而知。汹涌而至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否加速贫困人口的脱贫进程?第三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某个村庄,而是浙江的一个现象——“淘宝村”。

  淘宝村,是指淘宝电商年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到2015年底,浙江已经有280个“淘宝村”,数量居全国首位。

  在浙西南大山里,记者见证了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缙云县北山村——在短时间里快速蜕变的神奇之路。只用了几年时间,这个村的农民就开出300余家网店,80%以上的村民从事与之相关的职业,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37岁的村民吕林全身肌肉萎缩,这个从小不能行走、靠人救济的农民,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但在开办一家户外用品专营店后,他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开始赡养母亲,这让他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互联网+”时代,一根网线改变了无数浙江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在乡村涌动的这股创业创新浪潮,也被各地政府鼓励。各地频频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不少地方还办起了电商创业园。“放下锄头,拿起鼠标,做成生意”成为浙江农民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3个浙江故事中,人们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共同条件:清除各种基础设施障碍。在他们的身后,政府做着大量默默无闻却极其重要的工作,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到乡村整治和环境改善;从网络普及和文化普惠,到各种政策扶持和精准帮扶,全民创业致富的通道已经打开。

  现在,浙江正参照经合组织(OCED)国家的通行做法,采用“收入比例法”确定扶贫标准,即着眼于减缓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采取综合举措,帮扶那些处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增强发展能力,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更加协调。

(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裘一佼 通讯员 杨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