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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

总第180期2011年

作者:
来源:
2011/02/15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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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动态

  第2期

  (总第180期)

  江苏省扶贫基金会 江苏省扶贫开发协会 编印 2011年2月15日

  目 录

  ※ 抓住三件实事给力 扶贫开发再显成效

  ——南通市扶贫“三会”2010年工作回顾

  ※ 扶贫路上十八年

  ——记泗阳县扶贫“两会”原会长许宝柱

  ※ 令人感动的回访之情

  ※ 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困惑”

  编者按:

  南通市扶贫“三会”在多年的实践中深知,老区开发和扶贫开发必须贴近农民,为民谋实招、办实事、谋实利,而要做到这一点,“三会”必须要有一定经济实力。2010年南通扶贫“三会”抓住募集资金、助学扶贫和项目开发扶贫三件实事给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现将他们2010年的工作情况刊载如下,供各地参考。

  抓住三件实事给力 扶贫开发再显成效

  ——南通市扶贫“三会”2010年工作回顾

  一、募集资金

  我市老区扶贫基金会和各地(海安、如皋、通州、如东、海门、启东)办事处是于2008年经省农林厅同意、民政厅批准登记建立起来的。它的性质是公募型的民间组织,主要任务是向社会各界募集并接受资金捐赠,实施开发式的扶贫。建会的第一年由于汶川大地震发生,我们没有开展大型募捐活动,只是接受台资企业协会抗震救灾和资助贫困生的捐款,年底我们召开了基金会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影响,动员了几家企业在大会上捐赠了部分资金。2009年,我们在市区分别与市级机关党工委和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出“迎接国庆、感恩老区,扶贫开发、全面小康”为主题的募捐活动。这两年共募(筹)集资金350多万元,这一数字虽然不太多,但使我们看到只要加大宣传发动的力度,还是可以募集到一定数量资金的。

  2010年从年初开始,我们就想在全市(含各县市区)开展一次大型募捐活动。首先,我们把省里“基金会每年必须开展不少于一次公开大型募捐活动”的规定,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争取市委、市政府“两办”转发我会《2010年工作意见》,明确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以及市直各部门、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而后起草了关于开展《落实一号文件,统筹城乡发展,关爱老区人民,推进开发扶贫》为主题募捐活动的倡议书,向市委、市政府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再后分别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军分区政治部、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市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级机关党工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办公室、市工商业联合会等九个单位多次商量,连同本会共10个部门、单位联合发出倡议书,讲明了为什么要募捐、基金会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捐赠的原则和方法,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倡议书发出之后,我们又采取了这样几个措施:一是召开各县(市)区“两会一处”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作出部署;二是召开10个倡议部门、单位人员会议,明确各自的任务;三是召开市“三会”常务理事会议,为发挥群体作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四是以市老区扶贫基金会名义分别写信给市直机关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和市直老领导、老同志,并以基金会领导个人名义写信给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请给予支持和帮助。考虑到上述措施能否落实,我们又组织了一支18人的志愿者队伍,分成9个组,明确各组的具体任务,带着“倡议书”“介绍信”“宣传资料”和发票,登门进行宣传发动捐赠;同时,通过《南通日报》发表了《倡议书》、《评论》和新闻报道;还在电台、电视台上进行了宣传。

  经过以上的种种努力,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效果。一是增强了老区意识,使不少干部群众懂得了南通地区的革命斗争史,认识到没有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回报老区人民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二是扩大了基金会的影响,原先不少同志不知道市区有老区扶贫基金会,现在明确了老区扶贫基金会的宗旨、性质和任务;三是原先一些同志不了解农村的贫困情况,只看到大好形势的一面,没有看到农村还有100余万人的相对贫困者,进一步认识到实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四是募集了一定数量的资金,至今年底,主要是市区(不含五县市区和通州区)共募集资金210余万元,其中定向捐赠58万多元。这次募捐的数额虽然不多,但还是为基金会增加了经济实力,为扩大开发式扶贫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五县市和通州区虽然没有像市区一样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但这次募捐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各地党政领导都表示和慈善会募捐统一进行,明确分成比例,这一办法的好处是,既强化了党和政府对募捐的直接领导,又避免了多次募捐造成单位和个人的厌倦情绪。我们预计,各县市区都会有一定数额的资金汇至我们基金会账户。

  在这次募捐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好的单位和个人。南通市台资企业协会从08年开始,和我们签订了10年210万元的助学捐款协议书,他们坚守诚信,连续三年每年捐给我会21万元;市交通汽运集团接到倡议书后,立即复印发至各基层单位,并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发动,人人都捐赠了资金,计88720元;市政协机关王德忠主席自己带头捐赠,并发动单位和个人进行捐赠。全国著名的90多岁的老中医朱良春先生,派他儿子携捐助款3000元送到本会;90多岁高龄的原政协副主席张柔武女士亲自跑到我会来捐款等等。

  二、助学扶贫

  助学扶贫是人才开发扶贫的主要手段,既为贫困学生解决上学的经济困难,又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也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根本上的扶贫,我们把它放在首位。08、09年我们共扶持贫困生312人次,其中大学生130人,高中生60人,职高生76人,小学生46人。去年我们加大了扶持的力度,一年就扶持了309人,其中大学生70人,高中生30人,职高生186人,小学生23人。按大学生每人每年3000元,高中生和职高生每人每年1000元,小学生每人每年500元计,三年来共投放资金986500元。为了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发放助学款仪式,去年举行了两次,第一次在市行政中心举行,第二次在海安黄桥老区人才培训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秦厚德和海安县委书记章树山都分别参加了发放仪式。助学扶贫,不仅是帮助困难学生解决了部分费用问题,而且使他们受到了一次难忘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奋发努力,追求上进的信心。从不少学生来信中看到(我们都和受资助学生保持联系),他们都表达了对党、祖国和社会的深厚感情,决心学成之后,一定报效祖国、回报社会;他们在学校都能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积极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他们在学习中,刻苦认真,大多数同学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上都名列前茅。

  在助学扶贫方面,我们还认真抓了“两校”的招生工作。一是广东国华纪念中学,它是一所全慈善性质的高级中学,为贫困的优秀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成才的好机会。在省扶贫“两会”的领导下,我市从2004年开始招生,至09年,先后录取了15名学生,录取率在全省较低,这与南通的“教育之乡”不相符合。为此,我们一直强调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前年我们专门邀请如东、如皋、海安三县市分管县(市)长和教育局长专门召开会议,同时通过南通市分管市长嘱咐教育局与我会联合发出通知,强调这项工作不仅是“两会”的工作,也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招生任务,力争录取率位居全省前列。去年这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市文化考试录取率为61.5%;正式录取率为46.15%。这两个录取率都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9和29个百分点。主要是如东县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经验是: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选择好的初中建立生源基地;坚持贫中选优、优中选贫;从初二抓起、工作做在前头;宣传发动和服务工作做得深、做得细、做得实。二是黄桥老区人才培训中心的招生工作,我会每年都和市教育局联合召开招生工作会议,提出具体要求和作出部署。学校除充分发挥他们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以外,还制定了“三放宽”、“三减免”、“勤工俭学”、“结对帮扶”、“手拉手”、“集体帮扶”、“创业扶贫”、“社会帮扶”、“工学结合”以及“变废为宝”、“硬币救助箱”等一系列形式的助学活动。我会每年拿出10万以上资金救助贫困学生,确保贫困生能够有学上、学到专长,走上就业、创业、脱贫致富之路。该校去年招收学生1000多人,外县市200余人,还为陕西省安康贫困地区培训了200余名学生。

  三、项目开发扶贫

  解决贫困的关键是提高贫困群体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发展经济,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为此,我们把产业开发列为重点。扶持的原则是,要能带动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增产、增收;项目要有前景,产品要有销路。08~09年度,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19个,09~10年度,扶持了21个,合计40个项目(不含省扶持的项目),项目的内容有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被扶持的单位有中、小型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大户和贫困户;扶持的方式是贷款贴息。具体操作过程是:首先由各县(市)区“两会”根据选项原则进行调研并选择项目;其次由项目承担单位填写“项目申请表”报县(市)区“两会”,签署意见后报市基金会;第三是经基金会审核同意后一式三份,分别给县(市)区“两会”,项目承担单位和本会存档,并正式下达项目扶贫任务通知;第四是一年后,项目结束时由项目承担单位提供书面总结、项目完成报表和银行(信用社)贷款凭证(复印件)报本会,本会将贴息资金直接汇至项目承担单位。两年来,我们共拿出48.5万元作为贴息(主要是原始资金积累增值的资金),共贷款800余万元(含部分贴息),据了解所扶持的单位的项目运行都比较好,基本上都是成功的。共带动农户24100余户,其中贫困户6000余户,贫困人口9000余人,贫困户增收2250多万元,人均年增加收入2500元左右,承担单位也增加了收益。例如,我们多年扶持的海安大公养羊协会,推动养羊事业很快发展,由2004年的4万余只发展到现在的15万只,百头羊场近100户,千头羊场2户,已形成了以协会为纽带、山羊市场为龙头、农户家庭羊场为载体的规模养殖,建成了从培育优良品种、推广饲养新技术、饲料加工、疫病防治、产品加工、市场营销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效果。羊市场年营销量120多万只,营销额达6亿多元,群众养羊收入6000多万元,其中扶持的1321户贫困户,户均年收入6000多元,通过养羊,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2010年下半年,我们又拿出28万元贴息,扶持30个项目,这一任务已下达实施。在产业开发扶贫的同时,我们还围绕产业项目开发,以无偿支持的方式(计47.4万元),开展了科技、基础设施、文化和扶贫到户等扶贫工作。

  (南通市老区扶贫基金会、南通市老促会、南通市扶贫开发协会供稿)

  扶贫路上十八年

  ——记泗阳县扶贫“两会”原会长许宝柱

  2010年11月28日上午,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20周年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回良玉亲切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区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并合影留念。其中,一位来自江苏省的鬓白老人身挂绶带,接过思源勋章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就是泗阳县扶贫开发协会、老区开发促进会原会长许宝柱。

  许宝柱,1933年出生于泗阳县洋河镇一个农民家庭。历经农业合作社、大跃进、学大寨战天斗地的洗礼,从一个农民走上了村、镇领导岗位,后又任泗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93年,从县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泗阳是革命老区,又是国家级贫困县,为调动各方面力量尽早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县委安排由他牵头,动员部分离退休干部和各界人士组建县扶贫开发协会,并推选其为会长。退休,本应回家享天伦之乐,而他却说服家庭成员,不闻社会闲言,勇挑再上“一线”的重任。

  建会初期,没有办公地点,他向机关借用一间办公室和几张旧办公桌;没有电话就与相邻的棉花办公室合用一部;没有小车,下乡就乘“马自达”或挤公交车;没有帮扶资金,他和驻会几位离退休干部到机关、事业单位募捐一点,几位老同志带头捐款,他自己拿了7000元,共凑了3万多元资金。他带领几位老同志先后到穿城乡新桥、南刘集乡赵陈、葛集乡刘集圩三个贫困村,帮8个特困户发展家庭副业;并动员社会力量,为8户盖起了24间砖瓦房,为三村修36座小桥。经过几年努力,这些村逐渐脱了贫,走上了小康路。在进驻刘集圩的3年中,他不但帮助充实了村两委班子,还多方筹集资金,为村建起了办公室,铺了3条村庄砂石路,配套了部分水利设施,维修了校舍,帮助村里和农民建起了预制厂、养鸡场、蔬菜园,扩大了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使该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2002年3月,县老区开发促进会成立,与先期成立的扶贫协会合署办公(称县“两会”),驻会人员作了调整充实。他带领一班人一边到洋河酒厂、供电局等单位募集扶贫资金,几个月募集了7.8万元;一边向省老促会、省扶贫基金会借款,到选定的后进村帮助贫困户发展种、养项目。随着募集、借用扶贫资金的增多,感到帮扶到户收效一般。于是,开始探索新的帮扶方式,将钱借给乡村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招收贫困劳力进厂做工,获取稳定性的工资收入。八集乡董荡村木工艺厂是最早扶持的小企业,后扩大规模吸收了20多个贫困农民进厂做工,人均年工资收入7000多元。通过几年帮扶,小企业不但得到了发展壮大,利润、税收逐年增加,20多个贫困农户都先后脱了贫,过上了小康生活。此后几年,县“两会”扩大帮扶企业数量,重点扶持劳动密集型小企业7个,使200多个贫困劳力进厂做工拿工资,收效很大。许宝柱用“扶企带劳”的扶贫方式得到省“两会”的肯定,他四次在省扶贫“两会”的工作会议上发言,介绍帮扶经验。近两年,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又将扶持的重点放在农业产业化项目上,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合作社(企业)+基地+农户的形式,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产业实体增加收入,让赡老带小出不去的困难劳力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十八年来,县“两会”在许宝柱带领下,共募集扶贫资金18万元,向省“两会”借款累计投放603万元,支持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26家,转移农村劳力3000余人,使其中600多个贫困劳力告别了贫困,进入小康行列。他还数年如一日,深入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关注农民愿望,围绕热点调研,组织人员写了30多篇调研报告和建议,有的被报刊选用,有的被县领导批示采纳。如今,他虽因年龄、身体原因,卸去了县“两会”会长职务,但仍经常关心县“两会”工作,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大家誉为心系百姓的好领导,扶贫战线上的“老黄牛”。

  (泗阳县扶贫“两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耀亭供稿)

  令人感动的回访之情

  2010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两位英俊的年轻人汗流浃背,每人手中提着水果袋,大步流星地前往盱眙县老促会、扶贫协会驻地看望“两会”的几位老同志。他们刚进门就齐声喊道:“爷爷们好!您们辛苦了。”几位老同志看到两位年轻人,纷纷站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异口同声地说:“郑海涛、张圆,大热天,你们又来看望我们,真叫我们过意不去。”两位年轻人连忙说:“应该的,应该的。乌鸦都知反哺之恩,羊儿都晓跪乳之情,不是当初爷爷们推荐我们到广东国华中学读书,哪有今日读大学的好机会。”

  大家落座之后,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进行亲切的交谈,年轻人一句句滚烫的话语如一股股暖流温暖着几位老同志的心房,老同志一声声叮咛似一支支号角激励着两位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奋进的决心。

  四年前,盱眙县第七中学初中毕业生郑海涛中二成绩优秀,但家庭十分贫困,兄弟两人读书,父亲重病在身,家庭债台高筑,就在郑家一筹莫展之际,县老促会、扶贫协会在学校的配合下把郑海涛推荐到一切费用全免的广东国华中学读书,郑海涛刚入学一年父亲就去世,但郑海涛强忍悲痛,勤奋学习,20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并被选拔到本、硕、博连读班,学习八年后将要取得博士学位。郑海涛所在的连续班刚入学时是28名同学,目前还剩20名,其中8名同学因身体、学习成绩和表现等因素被淘汰。面对这激烈竞争的态势,郑海涛满怀信心地说:“不管学习压力多么大,我要尽一切力量完成八年的学业,决不给家乡父老丢脸,决不辜负爷爷们的殷切期望。”

  原马庄中学业初中毕业生张圆2005年考取国华中学,2008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吉林大学业,他向老同志汇报了自己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动情说:“我当年读高中,现在上大学,估计需要20多万,这对我家庭来说科是个天文数字,由于国华中学业全额资助,使我能安心读书,国华中学、县老促会、扶贫协会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郑海涛、张圆两位同学的肺腑之言代表了盱眙县到国华中学读书的16位同学的心声,也表达了这些家庭的亲友感激之情。

  几位老同志也比较详细地向两位同学介绍了近几年来我县国华中学招生情况。自2005年以来,县老促会、扶贫协会推荐考取了国华中学的学生已有16名,目前已有10名同学考取国家级重点大学。历年的推荐工作得到了省、市、县领导和有关学校的大力支持。当同学们得知自己上国华中学倾注了这么多领导和老师的心血后,心情更加激动,他们一再表示,现在好好学习,大学毕业后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答社会、报效国家。

  (盱眙县扶贫“两会”副秘书长赵福敏、盱城镇扶贫“两会”常务副会长闵钧华供稿)

  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困惑”

  由于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不断升华,如皋市领导和农村工作部门在坚持现行农村基本政策大稳定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个中心,着力把促进土地流转,盘活土地经营权,与发展现代农业形成良性互动,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和《土地流转程序》、《土地流转合同》等一系列政策性规范外,又及时部署了实践启动和借鉴外地经验等活动,全市土地流转成为新的农村改革工程,迅速步入快速有序发展的轨道,为打造农业发展新优势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据有关的《土地流转》报告,“十一五”以来,全市累计流转土地达11万亩之多,落地各类农业园区680多个,新增资金投入高达53亿元;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324家,入股农户达5.26万户,入股土地6.89万亩,全市高效农业覆盖率达到50%以上,一批优势产业群相继形成,打造出多个十亿元级的经济板块;如皋花木大世界、吴窑赛天棚牧业、丁堰“森果”以及长寿、九鼎、光远、玉兔、新丝路等十多个农业龙头企业领军农业,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亮点。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在土块流转较快的地方增势趋缓,多数地方土地流转回落,出现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困惑”。

  一是在部分基层干部中,对土地流转正处在“推也难,不推更难”的两难境地。要推,对相当一部分农户来说,存在土地情结难舍,尤其在免除农业税,实行惠农补贴之后,承包土地不仅可保一家饭碗,还“有利可图”。只要尚能维持劳作者,征求其流转土地的意见,多数人会说“不”。不推,对基层干部来说,要承担“贯彻上级领导决策不力”、缺乏争先意识等责任“过失”,工作评价会受其影响。因此,不得不强化行政力度,甚至付出额外的“代价”,确保土地流指标的“完成”。

  二是流转土地价格的过快攀升,使不少有意经营者“望地却步”。十多年前,农户间自发的土地转包,大多数低偿转包,每亩转包费仅在四、五百元左右。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开发、专业大户承租土地,工商企业进军农业,土地流转活跃,各类经营者对土地需求快速增长,不断拉高了土地流转价格。目前,普遍超过“千元大关”,达到1200~1600元/亩,约相当于农户自营种植纯利益的两至三倍。土地流转价格高位运行,对许多业主来说,感到土地租赁成本太大,而望田兴叹,土地“流转难”,成了又一困惑。

  三是镇村干部说,要抱“两个不哭的孩子”真难。推进土地流转,一头联着农户,一头联着承租业主,只有两头都“热”,两者都“盈”,事才有成。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农户持有法定的承包权利,一旦转包土地高价位形成,“让价”已不可能,否则“违反”自愿原则,再多的思想工作也是徒劳。承租者又另发一通议论:农业项目远非工业项目,投资回报率低,承担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又大,不能承受过高的土地转让成本。于是,村组干部说:土地流转事情虽好,但要抱两个“不哭的孩子”成了难中之惑。

  四是一些地方为了加速土地流转,经过权衡,还是对“请来的菩萨”作出让步,不少镇村干部和农民对此深感疑惑。据反映,有的地方推出一系列财政资金扶持激励举措,每亩财政补贴高达400~600元,使原本拮据的镇村财力不堪重负,处境艰难。有的“业主”就是冲着这一激励政策而来,通过“项目包装”享受着各级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几乎无需或者较少地支付土地转让费用,就能“愉快”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干群反映一旦政策变化,他们可能弃地而走,土地流转的稳定性和长效性受到质疑,不少干群对此深感忧虑乃至迷惑。

  (如皋市老促会供稿)